影音檔案庫
【故事大綱】民國88年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國史應該怎樣被敘述出來呢？讓它像電影裡的暴力畫面嗎？把殺人、殘虐、肢解都理想化了；還是像神話中的罪惡預言？誰控制了記憶，就控制了過去。國家認為：「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存留於書面記錄與人的記憶之中⋯⋯控制過去的最重要關鍵就是記憶訓練。」（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摘自：〈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兩廳院售票》）
《軍史館殺人事件》開場時是一位男性趴躺在舞台，彷彿屍身。燈暗後再亮時，已是演員站立於裝置中，展開演出。觀者無法確認開場時趴在舞台上的男性是否是其中一位男演員的角色。且以劇情而論，亦無角色指涉遭襲且姿態看似昏迷或身亡的身體。「死屍般的、不見臉龐的男性是誰？」，直到劇畢，這個疑問恐怕都存於觀眾心中，且應該是到了劇末，才漸漸理解這位短暫現身的無名身軀很有可能是呼應劇中飾演姦殺犯者的自白：他早已死亡，自從軍開始，他早已被國家施暴，成為一個沒有生命的靈魂。在此，「亡者」的指涉無關殺戮情節與生命跡象，而是軍人精神層面遭扼殺的角色設定，以此作本劇對國家軍政系統內部暴力最全面的指控。
其中，「男人，你的名字是死亡。」這句台詞彷彿暗示兵役身體的無生命狀態，甚至是「『死亡』狀態早已發生於殺人行為之前」。此處所指之死亡並非「無生命跡象」的生物性死亡，而是不再擁有出自於人性、人的慾望的動能。然而，時序設定於「死亡之後」的《軍史館殺人事件》反倒借屍還魂一般，充滿生命動能的表演出來，包含對性慾的好奇、渴望、情不自禁與抗拒等直觀表現。再究死亡之力源於何處？作為「國家附體」的兵役身體在不斷地自我表述過程中，恍惚間彷彿是已逝的「國家」在言說。在這樣的象徵中，舞台上四位演員已無男女性別之分，姦殺事件的問題，也從生理男女躍升至陰性與陽性，國家機器及其人民。
本文〈【表演與身體】生命政治與國家：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概念取自 2004新點子劇展《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放映討論會（2019.04.22）文字紀錄，摘要段落如下：
【段落一】
參與者E——有一個台詞還蠻關鍵的「男人的名字是死亡」，就這點上我同意參與者D，死亡事件很早就發生了。男性象徵吳思鋒提的無動力狀態，死到極致。女性台詞則表現積極思考的狀態，帶有批判性的：「我有不愛國的權利？你可以離開了嗎？」用身體與聲音行動表現她對死亡的思考，改變死亡的狀態。從「標本」與「證物」的身體狀態出發，假設標本活過來了，它就可以回到歷史向度去談她看到的象徵是什麼？
參與者A——延續參與者E談的，我覺得這個作品中的「死亡」可能不能理解為「消逝」或「不見」；所以「生命」也就不是「出現」。死亡的對立面是「純粹生命」，而不是「會消失的生命」，我在這裡借用了德希達（Derrida）的想法。
【段落二】
參與者C——「男人的名字是死亡。」（台詞）預言了「生命」要離開「國家」才能出現。表演非常有意思，表演看似在死亡，事實上是活過來了。如果我們從生命狀態來看，而不是從性或性別角度來看，男人的角色根本無法姦殺女性。例如：兩個男人在展示櫃內交媾那段，一個是影像，一個是實體，是自己與自己的影像。如果有性的問題的話，性反而是作為自我消費，創造、消解的問題，而不是國家是否有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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