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檔案庫
【故事大綱】民國88年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國史應該怎樣被敘述出來呢？讓它像電影裡的暴力畫面嗎？把殺人、殘虐、肢解都理想化了；還是像神話中的罪惡預言？誰控制了記憶，就控制了過去。國家認為：「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存留於書面記錄與人的記憶之中⋯⋯控制過去的最重要關鍵就是記憶訓練。」（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
關於《軍史館殺人事件》中，個體性暴力與上層結構權力機制，研究者黃雅慧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王墨林也透過《軍史館殺人事件》對於男性性暴力，做了一種心理因素上的探究。性暴力的個體行為恰恰可反應出上層結構的權力機制，層層實踐權力化的暴力到最底層且最弱勢的婦孺身上，這是從國家體制所建構趨向糜敗之路的男性身體的腐敗。因此，如果我們不對最上層的暴力化結構有所認識，僅認為暴力是個人身體與另一個身體間不受意識形態干涉的傷害關係，很容易落入簡單的壓迫與被壓迫者對立情結，不斷發生的暴力事件中不斷地滋長更多的暴力。已然形成一套集體認同的文化機制，而以暴力本質論來遮蔽被異化的男性文化。同時也會產生更多的弱勢受害者，這樣的身體永遠無法脫離閹割的狀態。
黃雅慧（2014）。「戒嚴」身體論： 王墨林與80年代小劇場運動。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第五章、「左翼前衛劇場的創作實踐」，第二節、「身體表現的實驗：意識形態與身體的辯證」（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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