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檔案庫
【故事大綱】民國88年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國史應該怎樣被敘述出來呢？讓它像電影裡的暴力畫面嗎？把殺人、殘虐、肢解都理想化了；還是像神話中的罪惡預言？誰控制了記憶，就控制了過去。國家認為：「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存留於書面記錄與人的記憶之中⋯⋯控制過去的最重要關鍵就是記憶訓練。」（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
關於《軍史館殺人事件》中對社會上對男性形象的投射、男性本身性無能及其補償，研究者黃雅慧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王墨林在90年代性別議題正興起時，便即時關注台灣男性身體的問題，包括社會對於男性型塑的普遍性，卻造成男性心裡的壓抑情緒，甚至喊出「陽痿無罪，早洩有理」的口號。有了對於男性這樣的同理之後，那個軍史館姦殺者，在施暴過程所感受的就或許是對上述口號進行的一種辯證，劇中姦殺者的幽靈念了一段台詞：「我進去的時候，我的世界，我的孤獨成了一種詛咒；當我出來的時候，這個世界就已經無路可走了。」這台詞顯示出原本在生殖器抽插間的快感中感受到的存在性，在抽插之後卻是陷入更深的黑暗。
黃雅慧（2014）。「戒嚴」身體論： 王墨林與80年代小劇場運動。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第五章、「左翼前衛劇場的創作實踐」，第二節、「身體表現的實驗：意識形態與身體的辯證」（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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