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摘自:〈王墨林,情懺台灣八〇〉,2010/12/28,王瑋廉)
右下舞台處,三個青年、一把吉他、一把口風琴和沙鈴,一男一女彈唱花草派的樂音。歌曲穿插這齣戲,後半場樂聲更鋪織其中。這組Live band可以被視為歌隊,為每一段戲做回應與註解,或者做為一種聽覺上的調度,花草曲風配搭著政治詞彙,與場上兩個中年男人的深沈悲嘆,交疊出諸多層次。無論在戲的詮釋結構上,或是表演的感官對應上,青春年華的現場樂團,猶如冬日陽光下初腐的菓子,一方面嘲弄了眼前那些忘不掉的青春逝去,一方面也悄悄地被嘲弄了,在時間的三種時態裡。
然而像這樣一封攤開來的懺情書,或許最終得到的不會只是救贖;當人在某個時刻停下來回望,生命的荒原,除了沒有「流水的聲音」之外,還聽見有人在唱歌,又遠,又近。這不是T.S.艾略特的《荒原》,這是王墨林,致台灣八〇。
王墨林致台灣八○。寫當初台灣學運時期的熱血青年,在二十多年後,回顧過往種種,對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夢碎,對政治路線、意識型態的綁架,對革命情感、自我實現的背叛,藉由兩人幾次對話,要從斷垣殘壁的記憶中,試著解決、或只是搞清楚,在時代裡的自己,在歷史中的個人,究竟算是什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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