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檔案庫
【故事大綱】民國88年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國史應該怎樣被敘述出來呢？讓它像電影裡的暴力畫面嗎？把殺人、殘虐、肢解都理想化了；還是像神話中的罪惡預言？誰控制了記憶，就控制了過去。國家認為：「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存留於書面記錄與人的記憶之中⋯⋯控制過去的最重要關鍵就是記憶訓練。」（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摘自：〈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兩廳院售票》）
本站「 【表演與身體】鬼魂、屍身、標本、肉身：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中提到：
除了靈魂與肉身間「聚／合」造成的荒謬感，舞台上極具「表現力」的燈箱裝置則在演員與其共演之際觸發殊異的指涉：站定其中者人如標本、層疊玻璃如切片；演員匍匐爬行如蛹道、地窖；凝視如鏡的鏡像如地獄。
在演員身體偶有扮演如「標本」的身體，對比於「證據不存在。」這句台詞，以及與實際上1999年軍史館殺人事件中作為「證據」的錄影檔案一度未能曝光這樣的罪刑問題，完整借用事件名稱《軍史館殺人事件》作品在此意義上，介於搬演、改編、重製甚至是「當事人表態」這般僅有戲劇得以實現的虛實辯證，著實諷刺著「標本」的證物性：標本僅成立於物件現行與他者的指認。
進一步來說，諸如「也空無一人在場能夠證明」、「我看著相片中那些女人躺下的屍體，那是生命唯一剩下來的證據」這樣的台詞在劇場中必然產生「二度轉譯」的虛構性。意即：沒人在場能夠證明，意味著所謂「事實」是開放的、不明的，而演員自白「空無一人在場能夠證明」這句喟嘆的戲劇感性本身，亦是假想。試想，證據之虛構性與戲劇表現之虛構，或者對比而言，證據與證言的標本化，甚至檔案化本身，與虛構性、戲劇性，真有其殊異?
請先登入社群網站，或是填寫兩個必填欄位「姓名」與「電子郵件」後再送出留言，您所輸入的資訊僅供本網站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