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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與身體】證據及其虛構性: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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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與身體】證據及其虛構性: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
資料時間_ 2004/12/09-12/12
資料地點_ 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故事大綱】民國88年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國史應該怎樣被敘述出來呢?讓它像電影裡的暴力畫面嗎?把殺人、殘虐、肢解都理想化了;還是像神話中的罪惡預言?誰控制了記憶,就控制了過去。國家認為:「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存留於書面記錄與人的記憶之中⋯⋯控制過去的最重要關鍵就是記憶訓練。」(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摘自:〈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兩廳院售票》

 

本站「 【表演與身體】鬼魂、屍身、標本、肉身: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中提到:

除了靈魂與肉身間「聚/合」造成的荒謬感,舞台上極具「表現力」的燈箱裝置則在演員與其共演之際觸發殊異的指涉:站定其中者人如標本、層疊玻璃如切片;演員匍匐爬行如蛹道、地窖;凝視如鏡的鏡像如地獄。

在演員身體偶有扮演如「標本」的身體,對比於「證據不存在。」這句台詞,以及與實際上1999年軍史館殺人事件中作為「證據」的錄影檔案一度未能曝光這樣的罪刑問題,完整借用事件名稱《軍史館殺人事件》作品在此意義上,介於搬演、改編、重製甚至是「當事人表態」這般僅有戲劇得以實現的虛實辯證,著實諷刺著「標本」的證物性:標本僅成立於物件現行與他者的指認。

進一步來說,諸如「也空無一人在場能夠證明」、「我看著相片中那些女人躺下的屍體,那是生命唯一剩下來的證據」這樣的台詞在劇場中必然產生「二度轉譯」的虛構性。意即:沒人在場能夠證明,意味著所謂「事實」是開放的、不明的,而演員自白「空無一人在場能夠證明」這句喟嘆的戲劇感性本身,亦是假想。試想,證據之虛構性與戲劇表現之虛構,或者對比而言,證據與證言的標本化,甚至檔案化本身,與虛構性、戲劇性,真有其殊異?

 

發佈時間_ 2020\11\25
版權資訊
原件著作財產權人: 差事劇團、(導演)王墨林
數位檔案著作財產權人: 在地實驗
直接連結: https://archive.etat.com/?p=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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