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檔案庫
【故事大綱】民國88年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國史應該怎樣被敘述出來呢？讓它像電影裡的暴力畫面嗎？把殺人、殘虐、肢解都理想化了；還是像神話中的罪惡預言？誰控制了記憶，就控制了過去。國家認為：「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存留於書面記錄與人的記憶之中⋯⋯控制過去的最重要關鍵就是記憶訓練。」（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摘自：〈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兩廳院售票》）
關於《軍史館殺人事件》中，飾演軍人者彷彿身體動能低落的狀態，研究者黃雅慧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王墨林在1990 年發表的小劇場運動論述，以戒嚴作為台灣整個社會結構化的基礎，並提到被戒嚴文化餵養的民眾，他用了被閹割，且失去生殖現代性能力的身體來形容。王墨林將這樣的無能的身體印象，在《軍史館殺人事件》呈現。其中一位男性演員身體讀台詞的速度是緩慢且模糊，我們在這種帶著緩慢且模糊的基本語調中，感受不到一絲身體的能量，反而另成一種腐敗與枯朽之感。對於男性軍人而言，因為他們把身體寄託於國家之下，受國家宰制的程度更深，曾在軍中服務十年的王墨林也提到：軍人是一種絕望的人種。
《軍史館殺人事件》一方面呈現「兵役身體」內在的無能狀態，一方面實行其壓抑後的暴行、遂行國家軍政體系強加其上的暴行，以身體姦殺作為對政體的象徵性擊破。「你雖然還是服役中的中華民國軍人，但，你是國家嗎？」飾演施暴者的女性這樣說著，無所謂般地困惑道出施暴者及其兵役身體與「代表國家」的象徵關係。代表國家即有絕對正當性嗎？應該愛上兵役身體以示愛國嗎？這段歇斯底里的自我放逐自白，探問著身為「國民」被合法化的必要之惡，正是包含「愛國」。
本文〈【表演與身體】愛國主義及其行動：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概念取自 2004新點子劇展《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放映討論會（2019.04.22）文字紀錄，摘要段落如下：
參與者E——有一個台詞還蠻關鍵的「男人的名字是死亡」，就這點上我同意參與者D，死亡事件很早就發生了。男性象徵吳思鋒提的無動力狀態，死到極致。女性台詞則表現積極思考的狀態，帶有批判性的：「我有不愛國的權利？你可以離開了嗎？」用身體與聲音行動表現她對死亡的思考，改變死亡的狀態。
黃雅慧（2014）。「戒嚴」身體論： 王墨林與80年代小劇場運動。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第五章、「左翼前衛劇場的創作實踐」，第二節、「身體表現的實驗：意識形態與身體的辯證」（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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