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檔案庫
【故事大綱】民國88年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國史應該怎樣被敘述出來呢？讓它像電影裡的暴力畫面嗎？把殺人、殘虐、肢解都理想化了；還是像神話中的罪惡預言？誰控制了記憶，就控制了過去。國家認為：「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存留於書面記錄與人的記憶之中⋯⋯控制過去的最重要關鍵就是記憶訓練。」（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摘自：〈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兩廳院售票》）
關於《軍史館殺人事件》中對男性、死亡與國家機器之間的政治社會關係，研究者黃雅慧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性暴力的個體行為恰恰可反應出上層結構的權力機制，層層實踐權力化的暴力到最底層且最弱勢的婦孺身上，這是從國家體制所建構趨向糜敗之路的男性身體的腐敗。因此，如果我們不對最上層的暴力化結構有所認識，僅認為暴力是個人身體與另一個身體間不受意識形態干涉的傷害關係，很容易落入簡單的壓迫與被壓迫者對立情結，不斷發生的暴力事件中不斷地滋長更多的暴力。已然形成一套集體認同的文化機制，而以暴力本質論來遮蔽被異化的男性文化。同時也會產生更多的弱勢受害者，這樣的身體永遠無法脫離閹割的狀態。
同時，「兩男兩女」的演員性別、數量安排本身模糊化了「重演事件」的實證層次，增添戲劇色彩之餘，也推移了觀眾對性別的解讀：《軍史館殺人事件》是否僅指涉男性向女性施暴的現實面？在本站「【表演與身體】女體與陰性主體：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一文提出以「陰性」而非「女性」視角觀看本劇「性向」的可能性，且亦引人反思《軍》中「性」的機制如何作用出「生命力」、Eros（譯為生存本能，或欲愛）？
本文〈【表演與身體】愛慾與暴力：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概念取自 2004新點子劇展《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放映討論會（2019.04.22）文字紀錄，摘要段落如下：
【段落一】
參與者B——到底生命是不是死亡的對立面，對我來說，的確它不是相對位置，而是一種死亡跟Eros。
參與者A——Eros會不會比較接近你的性的生產機制。
參與者A——Eros其實有點像你剛剛講的情書，從這個角度來看，所有故事都是愛情故事。
【段落二】
參與者A——如果現實世界是一個性別和強暴實踐，在作品中它是如何轉換成Eros?
參與者C——機制要從表演來看，四個肉的狀態，對我來說，我沒有很明顯感覺到性。讓我轉向不要從性別表徵再現，而是性的狀態。
黃雅慧（2014）。「戒嚴」身體論： 王墨林與80年代小劇場運動。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第五章、「左翼前衛劇場的創作實踐」，第二節、「身體表現的實驗：意識形態與身體的辯證」（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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