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檔案庫
【故事大綱】民國88年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國史應該怎樣被敘述出來呢？讓它像電影裡的暴力畫面嗎？把殺人、殘虐、肢解都理想化了；還是像神話中的罪惡預言？誰控制了記憶，就控制了過去。國家認為：「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存留於書面記錄與人的記憶之中⋯⋯控制過去的最重要關鍵就是記憶訓練。」（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摘自：〈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兩廳院售票》）
《軍史館殺人事件》一方面呈現「兵役身體」內在的無能狀態，一方面實行其壓抑後的暴行、遂行國家軍政體系強加其上的暴行，以身體姦殺作為對政體的象徵性擊破。
舞台上玻璃表面、目視高度至少二點五米的箱型裝置，在光源對比下時而呈現演員鏡像、時而產生身形疊影。在此設計上，觀眾視野耐人尋味地延伸了舞台與觀眾席間的觀看關係。當台上演員凝望著舞台上如鏡的影像，演員彷彿望著自己，也看著觀眾。看著演員的觀眾，亦看著自己。鏡面折射的互望關係，彷彿將劇場的虛構與事件的真實性「二度凝望」，一如「軍史館殺人事件」與《軍史館殺人事件》兩者事件與劇場的鏡像關係。藉此「內觀自身」的視覺隱喻，內於身體的「戒嚴」歷史便在向自我內部掏取的過程中顯現。
本文〈【表演與身體】戒嚴身體：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概念取自 2004新點子劇展《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放映討論會（2019.04.22）文字紀錄，摘要段落如下：
【段落一】
參與者B——「家」、「國」、「人」、「男」、「女」，如何從外部性現實的觀演邏輯轉到內部性。王墨林如何轉換內部性與外部性？在他許多作品中。鏡面與四個演員的安排，蠻精神分析的，很難用純粹戲劇理論去處理。王墨林每次處理方式都不一樣，越來越不需要實體舞台來處理裝置。內在性與外部性，我想到《十二因緣：思考筆記》（1999-2000／2018），陳界仁的迴音，而不是《軍史館殺人事件》的噪音。
【段落二】
參與者B——在某些時刻，男與女都是同一個人，轉向「我的」自我質問，很難確定那時候是同一個我？這齣劇之所以讓我感到「溫暖」是因為內在性，而不是對現實的指涉。知識分子不全然向外批判，而是反射某種內在，戒嚴如何內化如何呈現在王墨林的作品？女和男有時候是互相拯救和互相召喚，是蠻虛無的。是什麼樣的虛無？虛無也有很多種。從《荒原》（2010）到《安蒂岡尼》，就不是這麼虛無。東亞連結的《再見母親》（2011）個人式的存在主義到《脫北者》我很驚訝，王墨林在《脫北者》這裏談國際主義，可能還要更細緻的去談這個「虛無」的轉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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