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檔案庫
【故事大綱】民國88年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國史應該怎樣被敘述出來呢？讓它像電影裡的暴力畫面嗎？把殺人、殘虐、肢解都理想化了；還是像神話中的罪惡預言？誰控制了記憶，就控制了過去。國家認為：「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存留於書面記錄與人的記憶之中⋯⋯控制過去的最重要關鍵就是記憶訓練。」（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摘自：〈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兩廳院售票》）
關於《軍史館殺人事件》中，「國家記憶」與「戰爭」間的關係，研究者黃雅慧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在這個作品當中，王墨林在此劇表現「歷史=國家=身份認同」下，身體基本上是一具具空洞的軀殼而已。這起姦殺案發生的場合在軍史館，王墨林把這樣的主題放在歷史總是由國家寫成的。王墨林透過台詞在劇中對於國家、歷史與身份認同的辯證演繹而成為層層的探問，令人感受到大歷史敘述的空虛性⋯⋯。（中略）
「歷史」、「國家」、「身份認同」這些詞彙反覆出現在演員的台詞中，而演員在出這些台詞時，身體狀態是扭曲抽搐的，彷彿是用這身體在抗拒口中這些語言賦與自己的壓迫感。我們可以從戲中讀出這些詞彙要顯示的是歷史並不等於國家，也不等於身份認同，但在國家權力結構下，這三者被劃上等號。歷史複雜曲折的過程被國家基於統治需要簡化成同一個等式，透過演員用盡力氣掙脫在強烈噪音掩蓋下，要將之大聲說出，又無法完整表達，或許也提醒著觀眾：我們的身體難道無法從這個「歷史=國家=身份認同」的凝固等式中解放出來嗎？我們難道要讓自身存在性一直陷於不同政權所劃定的不同政治立場之中，而不願用心思考主體的歷史嗎？難道我們要讓自身存在被意識形態套牢，而走在這樣空洞的路上嗎？
黃雅慧（2014）。「戒嚴」身體論： 王墨林與80年代小劇場運動。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第五章、「左翼前衛劇場的創作實踐」，第二節、「身體表現的實驗：意識形態與身體的辯證」（頁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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