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大綱】民國88年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國史應該怎樣被敘述出來呢?讓它像電影裡的暴力畫面嗎?把殺人、殘虐、肢解都理想化了;還是像神話中的罪惡預言?誰控制了記憶,就控制了過去。國家認為:「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存留於書面記錄與人的記憶之中⋯⋯控制過去的最重要關鍵就是記憶訓練。」(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
關於《軍史館殺人事件》中,噪音屬性的音樂設計與劇場視聽、演員身體之間的關係,研究者黃雅慧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王墨林在這個階段的作品中,所進行的另一個實驗是,透過外在的環境來刺激身體的官能,最明顯的運用在《軍史館殺人事件》中的噪音背景。這個在演出的噪音,其實是非常令觀眾感到不舒服的,如劇評人王友輝便寫道:這齣戲的噪音在聽覺上高度折磨觀眾。但也正是那一份不適感,讓演員的情緒得到層層地推進。王墨林在這個作品與台灣噪音家廖銘和(DINO)、林其蔚合作,將自90 年代台灣地下文化的噪音跨領域到劇場的演出。對於音樂而言,噪音具有不悅耳而排斥的特性,某種程度上對於主流聽覺文化造成挑戰。在《軍》劇中,這種噪音的聽覺與觀眾的視覺並置,產生觀眾看戲心情的挑戰,整個劇場空間都被噪音包圍,變換成不安的詭魅之境,但又強烈帶動劇中演員身體進入恍惚表演興奮狀態⋯⋯。
黃雅慧(2014)。「戒嚴」身體論: 王墨林與80年代小劇場運動。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第五章、「左翼前衛劇場的創作實踐」,第二節、「身體表現的實驗:意識形態與身體的辯證」(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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