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離」是Kristiva在《恐懼的力量》中所發展的理論,是自我在進入象徵系統之前,為了超我所要求的統一,而對自我原初母體所銜接的不潔雜質進行淨化與推離的動作。
透過七〇年代、八〇年代以迄於九〇年代的文字與藝術造相,我們可以發現,當這個時期的「中國符號」被引用時,也同時展演出「非」中國的切除推離動作。
台灣文化論述中反覆出現的回歸想像父親以及推離母親的內在動力,我們發現此「推離」動力的基礎,是朝向一個共同而無雜質的建國象徵系統與文化認同系統。
台灣文學史的象徵系統必須反覆推離屬於規則之外,擾亂身份與秩序、被視為不道德的現代主義運動,以便維護其引為根據的國家秩序,這種推離正是台灣文學場域反覆出現淨化運動而抵制變異的內在壓抑。
這種抗拒遊戲顛覆與壓抑前衛衝動的努力,呈現台灣文學史中強烈企圖維持國家象徵系統、急切以「父祖」為依歸、畏懼與排斥所有異己與不潔之物的「伊底帕斯組織化與正常化」的文化症狀。
日據時代作家楊熾昌與林亨泰等詩人的現代主義詩論與詩作,在八〇年代無法被注重,而遲自九〇年代中期以後才陸續被重視,便是一例。
摘自:劉紀蕙(2000)。〈台灣文化場域內的「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的展演與變異〉。《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台北:立緒文化。頁8-9、17、32。
劉紀蕙在其書寫中論及「中國符號」如何被台灣藝術工作者予於意象化或視覺化,及其背後的曖昧動力如何牽引台灣在2000年前後文化場域的矛盾動力。
圖為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2000,立緒文化出版)書籍封面,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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