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檔案庫
【故事大綱】民國88年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國史應該怎樣被敘述出來呢？讓它像電影裡的暴力畫面嗎？把殺人、殘虐、肢解都理想化了；還是像神話中的罪惡預言？誰控制了記憶，就控制了過去。國家認為：「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存留於書面記錄與人的記憶之中⋯⋯控制過去的最重要關鍵就是記憶訓練。」（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摘自：〈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兩廳院售票》）
在本站「【表演與身體】鬼魂、屍身、標本、肉身：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表演與身體】影像作為表演者之「自我複製」：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中，已提及《軍史館殺人事件》雖以歷史事件為題、故事文本，然亦藉劇場特性，表現其虛構與象徵指涉，讓人聯想到本劇如何處理位於光譜兩端的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
作為左派文化行動者，王墨林曾撰文提及，反思劇場是否需緊扣住「現實主義」：
《人間》於1986年5月號，曾刊登過一篇陳映真與日本舞踏「白虎社」的大須賀勇對話文。陳映真當然不是要談舞踏的文化脈絡，而是對日本當代前衛舞蹈在台灣演出轟動所引起的問題探討。雙方對話內容著重於大陳對舞踏這種日本前衛性表演的質疑，從大陳在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立場來看，可以理解他對台灣失脈絡化地接受當代前衛主義，持有諸多的質疑。但刊登後引起當時小劇場年輕一輩的爭議，甚而批評陳映真代表的，是台灣左翼對非現實主義美學的保守意識形態。
當時，我並沒有完全支持大陳所持的立場，因為日本舞踏首次在台灣出現，就是我的導引下，對大陳的立論實在也懷有一種矛盾心理，然而彼時，關於左翼的激進性是否應該死守現實主義的堡壘，我只能把這個問題擱置於心中。此後，我也常逼問自已：現實主義能夠表露客觀存在多少的真實性呢？意象生產難道就無法反映真實的心理活動嗎？
直至1992年我決定成立走前衛表演路線的「身體氣象館」，才正式將我自年少以來跟現實主義的文學經驗告一段落（後略）。（摘自：王墨林，〈【王墨林專欄】翻江倒海的時代、崩解的現在〉，2016.11.25，《關鍵評論網》）
而對於「現代主義」，王墨林視為是「精神世界」的重要實踐：
［筆者按：前文為卓明受訪時提及「那時候非常討厭寫實劇場，全部都用講的，沒有畫面。」］它所沒有的東西，就叫「精神狀態」。我們現在看到的所謂話劇，或者是賴聲川的，或者是金士傑的，是沒有精神世界的，沒有精神世界就沒有現代主義。在現代主義裡卡夫卡最重要的就是一種精神狀態嘛，精神分析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卓明剛講的那些東西，讓我們同時進入到一個現代主義的語境之下，建構了一個我們的前衛，我們的現代劇場。（摘自：〈有歷史的人：卓明的劇場實踐〉，對談者：王墨林、卓明，與談者：周伶芝、郭亮廷，《藝術觀點ACT》76期，2018.10）
本文〈【表演與身體】現實主義、現代主義與左翼：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概念取自 2004新點子劇展《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放映討論會（2019.04.22）文字紀錄，摘要段落如下：
參與者C——現實主義左和現代主義左根本是同卵相生，都是同一個現代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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