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檔案庫
【故事大綱】民國88年6月19日，一場夾雜著社會問題、人性與暴力的姦殺命案。莊嚴冷肅的軍史館，是國家的故居，亦是國民的前世。於館內擔任保衛工作的軍人，何以在短時間內殺人、姦屍？是怎樣一股邪惡力量驅使的衝動？！
國史應該怎樣被敘述出來呢？讓它像電影裡的暴力畫面嗎？把殺人、殘虐、肢解都理想化了；還是像神話中的罪惡預言？誰控制了記憶，就控制了過去。國家認為：「過去的事件沒有客觀的存在，只存留於書面記錄與人的記憶之中⋯⋯控制過去的最重要關鍵就是記憶訓練。」（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從國史到國族是一個敘事的過程，而誰是這個「說故事的人」？國史毫無例外地是為了國家而建構的神話，它既誇耀殺人、殘虐、肢解的神聖性，而確保這些書面記錄服務現有的正統。然後，我們就擁有了一座說故事的軍史館，或其他什麼紀念館、博物館⋯⋯。（摘自：〈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兩廳院售票》）
關於《軍史館殺人事件》中，飾演軍人者彷彿身體動能低落的狀態，研究者黃雅慧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有這樣的描述：
王墨林在1990 年發表的小劇場運動論述，以戒嚴作為台灣整個社會結構化的基礎，並提到被戒嚴文化餵養的民眾，他用了被閹割，且失去生殖現代性能力的身體來形容。王墨林將這樣的無能的身體印象，在《軍史館殺人事件》呈現。其中一位男性演員身體讀台詞的速度是緩慢且模糊，我們在這種帶著緩慢且模糊的基本語調中，感受不到一絲身體的能量，反而另成一種腐敗與枯朽之感。對於男性軍人而言，因為他們把身體寄託於國家之下，受國家宰制的程度更深，曾在軍中服務十年的王墨林也提到：軍人是一種絕望的人種。
《軍史館殺人事件》一方面呈現「兵役身體」內在的無能狀態，一方面實行其壓抑後的暴行、遂行國家軍政體系強加其上的暴行，以身體姦殺作為對政體的象徵性擊破。「你雖然還是服役中的中華民國軍人，但，你是國家嗎？」飾演施暴者的女性這樣說著，無所謂般地困惑道出施暴者及其兵役身體與「代表國家」的象徵關係。代表國家即有絕對正當性嗎？應該愛上兵役身體以示愛國嗎？這段歇斯底里的自我放逐自白，探問著身為「國民」被合法化的必要之惡，正是包含「愛國」。劇末，演員穿上軍服、制服，覆蓋上沾滿血跡的內衣褲，沉默地「復原」可見於人的服裝，是否意味著施暴與抗暴者，終究逃無可逃地扮演著舉止得宜的身體。
本文〈【表演與身體】兵役身體與軍服：以《軍史館殺人事件為例》〉概念取自 2004新點子劇展《軍史館殺人事件》（2004）放映討論會（2019.04.22）文字紀錄，摘要段落如下：
【段落一】
參與者D——就最後換回軍訓服這點，是我不同意參與者C說的活過來的證據。
參與者C——我不是說他們最後活過來，而是詞語活過來的意思。軍訓服帶回我們進入展示的活路。
【段落二】
參與者E——我剛剛很認真在想，我覺得國家性別是要有的。但如果國家不是用男女性別，而是用陽剛和陰柔來區分呢？重要的是這個性的生產機制，而不是指性別。對我來說，每個段落都有不同的空間性含義。最迷人的那段也是讓我最困惑的那段是四個人疊起來，產生含混的空間狀態。男性幻影的撫摸，作為性別慰藉，女性產生精神食糧？可是當那一刻，男性角色說出：「你的名字是死亡」，這個衝突的反差也是我困惑的地方，換回血衣制服，它重新拉回來的力量是什麼？幾乎就要到救贖的通道了，所以就像郭亮廷說它最後還是回到虛無。
參考資料
黃雅慧（2014）。「戒嚴」身體論： 王墨林與80年代小劇場運動。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第五章、「左翼前衛劇場的創作實踐」，第二節、「身體表現的實驗：意識形態與身體的辯證」（頁104）。
請先登入社群網站，或是填寫兩個必填欄位「姓名」與「電子郵件」後再送出留言，您所輸入的資訊僅供本網站使用。